搜索
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为论坛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致开幕辞 ·跨文化传播论坛于2006年8月30-31日在中国 ∙ 北京 ∙ 昆仑饭店举行
曹景行:文化选择中的媒体专业道义

——和谐对文化的呼唤:解放日报首届“文化讲坛”实录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化选择中的媒体专业道义》。作为在香港媒体工作了16年的新闻工作者,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和各位作一些交流,其中会涉及到一些关于香港和台湾媒体的道义问题。

这种交流有一个特点:各位每天都在大陆的媒体环境当中,而我因为身在香港工作,几个月才回大陆一次,每次回来就会发现一些变化,加上一些海外的感受,经常会产生一种跳跃式的观察,跟各位的感觉可能有一些不同,交流会有一些对比。

文化领域的对比视角

首先是一个大跨度的对比,就是和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对比。

我离开上海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是4个版,后来,星期六、星期天有8个版。我曾问过宣传系统的朋友,报纸能不能增加版面,他说不行,因为进口新闻纸很贵。

那个时候中国外汇不够,从上海这个口岸出口的总值,一年才40亿美元,这是我在上海做经济规划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得到的数字。那时候上海口岸出口值陷入了一个“瓶颈”状态,达到40亿美元,数字就上不去了,没有外汇连报纸加版都很困难。而现在,据我所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已经有了11张报纸。

这个对比让我感受到:现在的大陆,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领域的极大膨胀。这种膨胀促使我们去探索它的原因。这几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经济的变化、整个社会文化需求的增长。首先,人们有时间去追求这种文化需求了,也有能力去消费了;再之,伴随着各种各样新手段的产生,使文化领域的定义不断更新,而中国文化的空间也和我离开上海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手头有一个最新文化的比较数据。去年中国的动漫电游(电子游戏)行业已经超过传统电影行业了。这代表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趋势。今年6月26日,新华网播发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一个省部级干部的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其中有这么几句,“现在的情况是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这段话描述了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要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文化事业怎样发展下去是各位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刚才余秋雨先生也提到了文化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文化到底怎么发展?媒体怎么发展?媒体在推动文化和谐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只能从香港以及我所知道的台湾的情况来讲,讲他们走了哪些路,有些甚至是弯路。在高度市场化的、多变的文化领域中,如果依照香港、台湾他们的走法,就将涉及到媒体专业道义的问题。

香港媒体“苹果化”与台湾媒体“垃圾化”

前几天,《苹果日报》创刊十周年了。《苹果日报》在香港回归前创办,目前的发行量是30多万份,是香港第二大报。

一些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在《苹果日报》创刊十周年时,对香港媒体的“苹果化”作了一个回顾。在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商业化、市场化的环境当中,《苹果日报》开创了一个没有任何道义,也不讲任何价值观念的媒体行为的先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看什么,就给你做出什么来。

这样一种媒体行为对香港整个媒体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苹果日报》出现后的十年,香港媒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它好的一面。比如它给香港媒体陈旧的管理模式、发行方式以及死板的版面设计,带来了冲击。但是也有坏的方面。狗仔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他们用破坏性的手段来报道所有的新闻,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尤其是娱乐新闻。

可以说,十年的“苹果化”,从根本上颠覆了香港的新闻道德价值观。现在香港媒体在回顾这个阶段时很沉痛,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这种市场化环境下的变化,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国都看得到。

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整个传媒是被颠覆、被破坏得最极致的地方,它的破坏程度甚至达到了全台湾媒体的“垃圾化”。这其中有政治环境因素:民众整体对政治的冷感,寻求一种自我的麻痹;也有高科技因素,互联网给新闻报道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压力和改变,因为互联网无所不及,非常及时;再加上转播车和新闻频道,使得竞争越发激烈。目前,台湾直播新闻的竞争程度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整个台湾有70多部转播车到处在跑。在利润的压力下,媒体对新闻制作、对节目采取了一种摧残性的做法,现实迫使他们追求收视率。一条今天播出的新闻,明天早上这条新闻的收视率就出来了,如果收视率明显不及其他台的同时段新闻,这一类新闻以后就不能再上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种追求收视率、追求市场、迎合观众的恶性循环。而事实是,一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观众回过头来指责传媒给他们看这种垃圾,传媒就说老板要我这样做,老板背后又有广告商,最后就成了全社会搅在这个循环里自我摧残、自我愚弄。在台湾不受束缚的传媒空间里面,把神奇变成了垃圾。

媒体的这个教训来自于市场及经营环境的压迫,它让我们看到,社会可以放弃它的整个道德标准来接受这样的"垃圾化"了的媒体。

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

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的媒体,它正处在一个上升时期,下一步到底怎么走下去,会不会也走到这样的路上?

我从香港的角度来观察,可以说有双重的困惑。第一个困惑是关于旧的文化体制,包括媒体在摆脱出来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体制牵制的困惑。还有一种困惑就是市场的困惑,在这个当中到底怎么走下去?

有许多我只能提出问题,包括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的中国大陆不断出现的新事件,比如"芙蓉姐姐"、《猪之歌》、"超级女声"……

"芙蓉姐姐"并不算新鲜的事情,台湾早就有类似的事了。台湾的"上流美"比"芙蓉姐姐"更恶心。

媒体面对着这样一种最近新出现的东西,已陷入一种困惑,甚至有一种无力感。未来,当我们的手机、电脑、电视、DV摄影机、数码照相机、无线传送技术都整合在一起,当30岁以下的中国人基本上不看报纸,甚至连常规电视都不看的情况下,我们讲的文化、文化道义选择又是什么含义?

的确,年轻人和报纸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但是年轻人有他们新的文化空间。面对新的文化趋势,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引导?能不能做到这些?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处于迷茫的状态。

"芙蓉姐姐"第一次出现在报纸,是今年6月9日。此后,6月中旬,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评《从芙蓉姐姐的走红反思雅文化的"抓地性"》。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既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起因,一个被称为'芙蓉姐姐'的女子突然成为中文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偶像"。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关注"传统文化"的人对这个事情太不敏感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网站上早就有了"芙蓉姐姐","芙蓉姐姐"早就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传统媒体现在评论得很热,但"芙蓉姐姐热"实际上已经快过去了,可能已经有新的文化符号出现了,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篇社评就此提出,我们高雅文化的建设是不是缺失了什么?

如果认为"芙蓉姐姐"的出现就是因为缺少了高雅文化,我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如果有了高雅文化,就能够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究竟什么是高雅?俗文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作为这个社评的写作者代表了一部分想法:要用高雅的东西来改变低俗的。在我看来,这大概不会。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

社评还提出:"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是谁?我们正统文化的偶像又是谁?我们有什么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相信大多数人都很难说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里面,我们是谁?正统文化又是谁?这说明,我们的正统文化和现在新的文化符号之间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恰恰使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新的东西。如果无法理解,我们对文化本身的概念就都不能给出清楚的解释。

社评当中还顺带着"打"了一下章子怡和导演张艺谋,原因是,他们塑造出来的英雄形象,没能够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财富。我觉得媒体不能太随随便便地去批评艺术家,而且有的媒体对目前整个中国文化领域中出现的这种比较迷茫的状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媒体本身能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在文化的最新状态怎么样?能不能为好的大众文化的作品,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高雅文化作品起到真正的支持作用?首先,在于自己懂不懂。这个懂是一种宽阔意义上的懂。为什么会出现"芙蓉姐姐",为什么会出现《猪之歌》这样一首一星期80万人在网上下载、版权达一百万元的歌?反过来,我们对什么是好的大众文化不能理解。我们批评现在的电视剧很难看,我们去年花了五六十个亿拍电视剧,结果只收回二十个亿,为什么我们会去拍这种没有人看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拍一些能够经得住市场考验、能为广大老百姓接受的大众文化的精品?如果没有好的俗文化,没有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根本不可能形成雅文化的基础。空谈雅文化,恰恰会害了我们!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