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的“中国之旅” 叶蓉（以下简称“叶”）：杨女士您好，在节目开始前跟您讲个故事。在2000年上海主要的新闻媒体举行了一次2000年西部行，我也是采访团中的一员。记得我们是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出发一直到了新疆的霍尔果斯，行程是一万多公里，就是上海通用刚刚下线的别克旅行车陪伴着我们这个团队一起风餐露宿的。

    杨雪兰：（以下简称“杨”）这件事我知道。

    叶：但我没想到几年后能够恰好有机会采访到这位当初把通用汽车引进到中国的这位企业家。

    杨：我也非常荣幸。

    叶：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作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老大的通用汽车进入中国是在1997年，而早在1984年德国大众就已经来中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街上满地跑的都是桑塔纳的时候通用汽车才姗姗到来？

    杨：其实通用汽车早在1989年的时候就来中国考察过。那时我刚刚进入通用不久，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的冲击非常大。应该说，那时通用汽车的家门口都着火了，正全力应付日本企业的竞争。

    叶：也顾不上这个市场了。

    杨：这是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领导和我说，你们通用汽车是所有来中国考察的企业中第一个提出“合资企业”这个概念的。他说，那时听说这个合资概念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合资。但是后来通用看了一下就走了没有进来，很可惜。

    叶：我们也知道这是到了后来，通用汽车到了90年代中期才开始和中国谈判。那这个谈判进展得是不是特别顺利？

    杨：当然挑战很大了，因为每一个汽车公司都想进来。中国那时候已经认清了这个市场，所以在1993中国宣布，就是那个时候的五年计划，他们会允许最后一个大项目进来。每一个公司都想进来，我们也想，但是我们已经晚了。你也讲了，虽然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别的公司竞争力也很强。他们有日本的公司、德国的公司还有美国的公司。

    叶：您当时一下子就直接介入这场谈判？

    杨：并不是这样。当时是我负责通用汽车消费市场的副总裁。与中国的谈判是由国际部门来负责的。我们的国际部门在欧洲。由于我是华人的缘故，接待起中方客人来比较方便，另外在中国还有些熟人，所以我也就开始参与。但说实话，我的参与让国际部门的同事不开心了。因为我对国内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些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了我就要讲，我一讲自然就有人感觉好像干预了他的工作。

    叶：对。

    杨：这个就很困难，所以最后我就给通用汽车全球总裁发了一封信，就是问他我可不可以跟开一个五分钟的会议。我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问你，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我的办公室是在美国通用14楼，这个14楼是大家看了害怕的，因为总裁啊一些高管都在这一层。通用最高的领导他要从我门口经过。后来他进来了，我就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和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通用汽车来说有多重要。如果通用认为中国并不重要，那我们只是想赚一点钱的话，我不会参与。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中国列入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话，我就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他说当然是一种发展战略。后来我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后来我就开始真正参与这项工作。

    叶：什么时候通用总部让您来负责跟中方谈判？

    杨：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通用汽车这样保守的公司，是不可能突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人事变动的。通用总部派了一位总裁全权代表通用，另外安排了一个副总裁就是我。我的职责就是在美国组织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实力去帮助推动中国这个项目。

    叶：您刚刚谈到在跟中方接触的时候，有德国的公司，有日本的公司都在竞争，那么这个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杨：对对，尤其是这种竞争不是很直接但非常激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外面传言，说通用失败了，福特成功了，我们就非常失望，后来发现又不是这样了。

    叶：这样一个合作牵涉面是非常广的。

    杨：在美国你要做一个项目，很直接我跟就是一条线，但是在中国好像是像个蜘蛛网，有很多人相关，而且每一个部门的影响对最终的结果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费时间去和技术方面的一些领导、政治方面的一些领导、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都要去碰一碰，让他们都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的项目。

    叶：现在你回头看，你认为通用能够击败竞争对手靠的是什么？

    杨：我觉得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最先注重的就是中国有什么样的要求，这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战略是想作为中国最好的伙伴帮助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发展，这个战略是双赢的一种战略。这与平时我们进入一个国家，抢占一个市场，建立一个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中国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在这个整个行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最好的技术和生产线一起合作。

    叶：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给通用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就像您刚才向您的一个上司发问的一样，中国这个市场到底对通用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数据，去年上海通用的盈利占到了通用全球的盈利的14％。

    杨：对。

    叶：这个份额是相当大的。

    杨：这只是一个结果，在当初那个时候是完全看不到的，当初只是一个希望。当时很多报纸媒体批评通用，说它是一家很大、很笨的公司，花这么大的投资与精力，又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来中国的有很多很多公司都失败了。当时很多很多媒体就说中国市场的梦想，只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一些管理层在开会时他们就说，我们是非常想要在中国做，但是太难了，做不到，所以人家看我们要投这么多，人家都说通用很笨很大，这个事情肯定要失败。我们公司内部的意见和想法也是不太一样的。

    两位父亲，一位母亲，共同的气节 叶：您跟上海特别有渊源，因为您出生于上海，也是上海人。最初是怎样离开上海的呢？

    杨：我的父亲杨光泩是外交官，他其实是在各国工作，刚巧我出生时他刚回国。我两岁就离开了中国。

    叶：谈到您的父亲可能要谈到您童年的回忆。

    杨：他当时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总领事，后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当时美军辙退的时候，他们就烧毁战船。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只能睡在床底下，热的要命，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三四个礼拜。

    叶：父亲为什么没有带着你们全家离开这个战场呢？

    杨：美国的外交官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是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

    叶：可能其他的华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杨：他觉得他不能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叶：你还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吗？

    杨：到了一月份，日本人进来了，我记得我们在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这种人很奇怪的，因为日本人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走着正步。那一天忽然有两个日本兵进来，拿着一张纸，说我爸爸被逮捕了。当时我觉得父亲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马上回到房间里，箱子已经准备好了，他出来，然后就走了，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监狱在一个河旁边，河里涨水时犯人们就泡在水里，叫水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消息很多，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希望父亲劝说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人合作。另外，父亲捐献了很多的钱帮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最后把他们杀害了。其实在战争中也是不应该杀害外交官的。

    叶：那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再见到父亲？

    杨：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希望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早在1942年4月份他们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到这件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爸爸不要，睁着眼睛看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他的心叫他们再打，就这么样死了。

    叶：真是有气节的一位中国人。

    杨：现在的南京雨花台还有他们七位烈士的墓，是合葬在一起的。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坐了二十四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三千多人。

    叶：就像一个难民船。

    杨：在美国最早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水我们自己打井，没有电我们用蜡烛，没有面粉，什么东西都是米粉做的，很难吃。我记得母亲自己种菜，自己施肥。

    叶：可能我们很多的观众不太清楚，你母亲不但是复旦的校花，当时在旧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你的外祖父是严信厚是和胡雪岩一起做生意的，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

    杨：我母亲她是一个美女，她每一天都有一件新衣服，因为她家里就有几个裁缝。我是1979年才知道母亲是一个怎样的美女的。那是我第一次回国，我的姑父带我去看一个老朋友，很黑的很脏的一个老房子，夏天热得不得了，电扇都没有。一个老头儿自己扇着扇子，穿着背心短裤，我想他肯定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姑父就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她是严幼韵的女儿。哦，忽然间他的脸慢慢地亮起来了，他说你是不是84的女儿啊？84是我母亲的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都知道她是84，爱丽丝，所以这个是她的小名就是84，不认识，但是认识她的车子。她自己也会开车子，她自己也有个司机。老头儿说，她上学时我们一些男学同每一天在学校门口等她，希望她会过来，我们可以看见。

    叶：这应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位老人还念念不忘。您母亲曾是这样的养尊处优，忽然有一天要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陌生的国度，她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当时正在筹备建立联合国，她认识一位外交官，她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做。这位朋友说，你是不可能工作的，要早上起来，晚上下班，你怎么会工作？后来她就进入联合国工作，15年。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有她的工作。

    叶： 1958年，你母亲嫁给了有着民国外交第一人的顾维钧先生。在您的印象中，顾维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讲政治，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比如说他过生日，他会像儿童一样开那种Party。记得有一年我们请了小狗，他喜欢动物，这种小狗会表演的，他很高兴。但是每一年我们都要想到他要过生日了，我们就要在怎么好玩上动脑筋。

    叶：他有没有和你谈过巴黎和会的事情？

    杨：没有，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的。他对我最有影响的就是，他不管和谁，跟高层的人跟低层的人他的态度总是一样的。他会和司机去谈话，跟餐馆里的服务员谈话，他没有架子的。

    叶：您觉得这一点是给你们留下很深印象的？

    杨：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也工作了很多年了，碰到过很多有名的人有钱的人，但是我就一直就记得最重要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不管他多重要，他的人不好，我跟他也没有什么，我也不佩服他我也不想跟他去打交道。

    叶：这种耳濡目染对你今后的事业也好，还是对您的生活也好，影响可能是很大的。

    杨：是，我记得在广告公司工作时，有一天我去听了一个演讲。他是副总裁，台下概有一千多职员。这个人是了不起，讲得非常好。我回到办公室我就写了封信给他，我说你讲得非常好。后来我跟我的老板讲，他说，啊？你怎么可以给我们的副总裁写这种信？我说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叶：这个可能很显赫的人，拿到这封信他也会很高兴的。

    杨：其实人和人之间有些东西有些障碍是人为设置的。

    叶：用一颗平常的心或者一颗平等的心去沟通的话，很多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